从宋朝的货币政策看纸币的流通(转载)
2013-12-27 15:20 北京
国家的货币政策是国家调节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一种金融政策，它符合商品经济的市场规律，如果违反这些特点，国家经济就会走向衰败。宋朝的货币经济特点不是以商品交换的经济规律为杠杆，而是以政府政治行为为基础，并通过财政运作来实现目的的一种经济手段。纸币的流通大大缓解了财政需求，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但国家垄断纸币的发行量，纸币由兑换纸币变成了不兑换纸币，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纸币贬值，成了宋朝经济崩溃的导火索。
关键词：宋朝经济 货币政策 国家财政 纸币流通
宋朝在我国封建社会三百年的历史中，不断受到邻国辽、金、西夏和蒙古的攻击，一直是屈尊乞和，苟且偷安。每年交纳数千万的“岁币”、“岁赐”和各种“贡礼”，广大老百姓负担沉重。同时，宋朝的地主经济飞速发展，手工业欣欣向荣，这与其他朝代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宋朝的经济特点不是以商品交换的客观需要和经济规律为杠杆，而是以财政需要、各种政治动机为基础，并通过财政运作来实现统治社会、控制经济的目的。本文拟从分析宋朝的政治经济特点、货币政策入手，论述宋朝纸币的流通和消亡，从而使我们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国家政治、经济所处的重要地位，它对国家强盛、社会稳定所起的关键作用。
纵观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一直牢牢地把握着国家财政大权。汉代的贾山说：“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1）宋朝的张方平进一步阐发了贾山的思想：“夫钱者，人君之所操，不与民共之者也。人君以之权轻重而御人事，制开塞以通政术，称物均施，以平准万货。故有国家者必亲操其柄，官自冶铸，民盗铸者，抵罪至死，示不得共其利也。”（2）宋朝统治者深谙其道，并且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宋朝与夏辽金蒙古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军队庞大，军费浩繁，官僚机构臃肿，冗费始终困扰着宋朝政府。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宋朝政府实行的货币政策是，一方面把全国分割成几个货币流通区，另一方面则同时使用多种货币。
宋朝政府推行的货币政策，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地主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各个地区商务贸易的繁荣。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铜钱与纸币同时流通，使飞速发展的手工业经济如虎添翼。但是宋朝政府的货币发行是通过国家财政支出进行的，又通过各种赋税来实现货币回笼，国家财政实际上是货币流通中心，发行货币是财政政策的一部分。正因为这样，宋朝的货币政策中的币值、币种、发行量、流通等等，都不是按照货币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调整，而是围绕政府的财政需求为轴心运作的。这样，货币的职能被歪曲了，宋朝政府推行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货币财政化和货币政治化。
一 货币财政化
宋朝政府的货币财政化政策是，货币首先是政府的财政工具，其次才是交换手段。宋朝建国伊始，鉴于唐朝灭亡的惨痛教训，政府把振兴经济当作头等大事，热衷于铸造铜钱，其目的在于使之出现货币增加实物减少的变化，为财政货币化提供了物质保障；其次才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对货币供应量的需求。这意味着，每铸一分钱，就是增加了一分钱的财政收入，钱铸得越多，政府的财政收入就越多。
宋朝建立后，宋朝政府认识到统一货币的重要性，并着手清理旧的货币，同时兴建铸钱监。宋太祖即位后下令禁止轻小恶钱和铁钱的流通，限满不送者有罪，私铸者弃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规定铜钱每贯须及四斤半以上方得流通。经过宋初三朝的努力，相继建成了饶州永平监、池州永丰监、建州丰国监、江州广宁监4个铸钱监，使北宋的铜钱铸造量达到125万贯。这时，全国除了四川地区外，货币制度基本上实现了统一。流通于市场的小平钱质量较好，配方合理，每千钱重五斤，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铜钱质量好，市场运转迅速，到宋神宗时，国富民殷，社稷兴旺。于是，宋朝政府又设立了11个铸钱监，使铜钱监增至到15个。熙宁末年，铜钱的铸造量到达373万贯，元丰三年（1080）达到506万贯，这是北宋时期最高的岁铸额。整个北宋时期的铜钱铸造量为26000万贯，到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铜钱的铸造量达到26204万贯。
这些铜钱不是直接进入流通领域，而是作为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存进国库。“国家故事，诸监所铸钱悉入于王府，岁出其奇羡，给之三司，方流布与天下。”（3）铸钱监主要分布在东南地区，宋神宗元丰三年东南诸钱监生产了434万贯铜钱，占当年铸钱总额的85.7%，这些钱被直接纳入国库，就是说政府财政每年要占新铸钱的绝大部分。王禹偁在《江州广宁监记》一文中说到：“岁铸钱二十万贯，铸钱之费八万八千三百六十贯四百五十，得实钱一十万一千六百三十九贯五百四十五。其为利也博哉！与夫租庸赋调之入，盐铁榷酤之课相与为表里，资助国用，亦重事也。”（4）江州广宁铸钱监的毛利率达15%，铸钱本身已成为财政收入，还可以通过铸钱获得更高额的盈利。另一方面政府强制性低价购买铜、铁、铅、锡、柴碳等原料，残酷地役使廉价的劳动力，而且还偷工减料。铸钱的盈利凝结了采矿劳工和铸币工匠的剩余劳动，铸钱越多，对他们的剥削就越重。
南宋时期，宋金战争旷久不断，冶铜业的原料严重不足，政府腐败懦弱，致使钱监管理混乱不堪，铜钱铸造额严重下滑。南宋初年，铜钱的岁铸额仅为8万贯，绍兴二十五年为14万贯，二十六年为22万贯，二十七年为23万贯。之后则长期停留在15万贯左右，与北宋时期的铸钱额相去甚远（5）。铜钱的铸造从盈利变为亏本。南宋后期，铸钱亏损现象更为严重。“每铸钱一千，率用本钱两千四百。”“端平铸钱一当五，辇下置监，铸不及千缗，费用朝廷万缗，不一月罢。”（6）当铸钱不能增加财政收入，反而成为财政负担时，宋朝政府就会乞求于变革货币制度。
北宋货币政策最早出现变革是在宋仁宗时期的西北地区。当时北宋政府为了抵御西夏的入侵，在西北地区纠集了大约30万军队。这样庞大的军队编制给政府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解决军需问题，北宋政府开始在河东和陕西铸造大铜钱和铁钱。大铜钱始铸于仁宗康定元年（1040），以一当十，但实际重量只是小平钱的3倍。铁钱也有大小两种，大铁钱以一当十个小铜钱，小铁钱以一当一，但铁贱铜贵，政府于是可获3倍之利。由于大小铜钱和大小铁钱的价值远远低于实际币值，使作为等价物的小平钱失去等价意义，致使在西北地区造成严重的货币混乱。由于铸钱有暴利可图，民间盗铸蜂起，一时劣币流行，大量优质的小平钱被挤出流通领域。庆历八年（1048），北宋政府对西北地区的货币政策进行了一次调整，大铜钱降为以一当三，大铁钱也降为以一当三，小铁钱以三当一。嘉佑四年，又进行了一次调整，将大铜钱以一当二，大铁钱也以一当二，小铁钱禁止在陕西流通，只限于在河东流通。经过嘉佑四年（1059）的调整，西北地区的货币政策趋于稳定。大铁钱的价值在相当时期里维持了与小平钱一比一的兑换比率，使西北地区的商品经济得以持续发展，同时也解决了政府的军需问题。
北宋后期，由于宋徽宗、蔡京推行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使货币制度发生了一次全国性的大混乱。蔡京三次任相，专权弄国，货币政策朝颁夕改，商业贸易阴云密布，货币经济混乱不堪。崇宁二年（1103），蔡京推行当十大铜钱。当十大钱每缗用铜九斤七两，铅半之，锡居三分之一，而通常这些材料只够三贯铜钱的费用，结果引起民间私铸的泛滥。小铜钱在大铜钱的冲击下，有些退出了流通领域，有些则被重新回炉铸成大钱。崇宁四年（1105），蔡京罢相，朝廷下令当十大钱在荆湖南北路、江南东西路、两浙路、淮南路改为当五钱。大观元年（1107），蔡京复相，再次推行当十大钱。在推行当十大钱的同时，还铸造了夹锡钱。夹锡钱是掺了铅锡的铁钱，一枚夹锡钱当二枚小铜钱。最初，夹锡钱只在西北流通，后逐渐被蔡京推广至全国。夹锡钱的比价远远高于它的币值，流通了不久，就开始贬值。“夹锡之弊，其行未久，轻于铜钱三分之一。”（7）夹锡钱在关中地区流通的时间最长，所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时关中钱甚轻，夹锡欲以重之，其实与铁钱等，物价日增，患甚于当十。”（8）北宋末年推行的货币政策，违反了市场经济规律，激化了阶级矛盾，制造了动荡不安的社会现状，把百姓拖入苦难的深渊，从而也动摇了宋朝统治的基础，加速了北宋的灭亡。
宋朝政府南迁后，面临地域缩小，矿产资源严重缺乏的局面。政府的铸钱量锐减，铜钱大量外流。为了阻止铜钱的外流，南宋政府采取了划分不同货币流通区的措施，规定了两淮、荆湖两个铁钱流通区。小平钱的比例很少，只在岁铸额15万贯中占1.8万贯。铜钱的用料大大低于北宋时期，质量大为降低。由于铜钱的质量低劣，大量的铜钱被民间改铸为毛沙钱，或是被储藏起来。在劣币驱除良币规律的作用下，铜钱被大量的销毁或流向北方金统治区和海外邻国，铜钱的供需矛盾日趋严重，纸币的推行无疑成了南宋政府的一剂强心针，使摇摇欲坠的社稷不至于轰然倒塌。
宋朝政府南渡后，在川陕交界一带屯集重兵，企图凭借天然屏障阻止金兵南下。这时军需给养，全都依靠四川供应。然而政府铁钱储备严重不足，“民间铸造农器、锅釜、及供应官中军器，积日累月，销熔川钱殆尽。”（9）政府不断增加四川地区的各种赋税，日益加剧对这一地区的盘剥，同时加大纸币的发行量。钱引年年增印，从绍兴后期到宁宗嘉定年间，每界钱引大约发行二千五百万贯左右。淳佑三年（1243）另立新界后，在短短的十二年内，发行量达12亿6千余万。“印造乃愈多，物贵乃愈甚，支出乃愈不继。”以至发展到最后“市井视之，粪土不如”（10）。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已消失殆尽，从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导致四川钱引的最后崩溃，最终被银会子取而代之。
二 货币政治化
宋朝政府货币政策的另一个措施，就是集中财权，设立内库。内库就是内藏诸库。皇帝亲自掌握内库财物，不用通过政府的财政部门（元丰年以前为“三司”，元丰年以后为“户部”），直接控制相当一部分的岁入，迫使三司户部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它，达到皇帝一统天下的目的。
左藏库隶属于三司，是政府的财政出纳机构；内藏库（以下简称内库）直接归皇帝支配，是皇帝的“小金库”。它的收入，《宋会要》食货五一之一中记载有关两税岁赋的规定：“太宗至道二年七月诏：河北三十五州军、淮南二十一州军、山南东道十州、京东应天府、江南升、润州绢并纳内藏，自余纳左藏。”北宋的矿冶业非常发达，矿冶所收的金银课利全部纳入内库，铸铜钱业也纳入内库。景德元年（1004），榷货务入中金银并纳内库。同年三月五日，又规定：“除入中金银现钱纳内藏外，绸绢、丝帛纳左藏，但要左藏兑见钱入内藏。”（11）熙宁、元丰年间，入内藏库的项目又增加了“封藏桩钱”和免役、常平、坊场等课钱。崇宁以后，更多的地方封桩钱、杂利钱纳入内库。内库的收入究竟有多少？据不完全统计，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仅铸钱一项就有一百八十三万贯收入，天禧元年（1017）榷货物入中金银现钱二百余万贯收入。这个收入占当年国家岁入的百分之十五以上。熙宁、元丰年间，改用新钱法后，岁收入三千余万缗，如果加上苗、役、税、易等钱，所入达到六千余万缗。徽宗时期，又增加了大观、东西等库，广纳余财，全国的民脂民膏收刮殆尽。“天下常赋多为禁中私财。”（12）在北宋160年的统治中，宋朝统治者把累计36.67%的铜钱、75%的金、33%的银强行纳入内库，聚敛自己的财富。
南宋内藏库沿袭北宋旧制外，又有了更大的发展。早在两宋之交，内库就已侵占户部杂税的大部分收入。但这些历朝皇帝惨淡经营的内库，在靖康年间被战火洗劫一空。南宋刚建立时，政府财政岁入仅一千万缗左右，这时的内库、激赏库没有多少钱。孝宗以后，内库收入大有增加，淳熙六年（1179）五月甲子，“封桩库共管见钱五百三十万余贯。”（13）“乾道以来，有封桩、南库、所贮金银楮卷，合为四千万缗，孝宗尤所垂意。”（14）而地方官进各种巧立名目的“羡余”给朝廷，在南宋不胜枚举。《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六记载楼仲耀宣抚陕西归，“取蜀中金四千两、银二十一万五千两、绢八千匹、钱九千缗、钱引一百万……以为激赏库之献”。直到南宋灭亡，皇宫贮藏的金银铜钱数量仍相当可观。
内库积累了大量财富，占去了“有司”一半的收入，使政府的财政部门经常出现赤字，去向内库借钱。《长编》卷六十七云：“自乾德、开宝以来，用兵及水旱赈给，庆赐赏赉，有司计度之所阙者，必籍其数以贷于内藏，俟课赋有余即偿之。淳化后二十年间，岁贷百万，有至三百万者，累岁不能偿，则除其籍。”内库俨然成了政府的另一个财政部门，而皇帝下诏也常把内库同三司或户部并称，使内库在与三司户部的关系中处于特殊的地位。由于内库的存在，政府的财政部门失去了独立支配权，在国家需要重大财政支出方面受挈于内库，使三司户部的作用受到致命的削弱。
这种财政上的内库制度，实质上就是皇帝直接掌握财政大权，反映了专制皇权的强化，财权在皇帝手中的高度集中。皇帝对于朝中大臣始终怀有戒心，而惯用的手段就是在政治、军事上以文御武、上下相维、内外相制；在财政上设内库制，牵制政府部门。宋朝皇帝实行金银铜钱的强制性内库政策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违反了货币回笼的市场经济规律，最终拖跨了宋朝的经济根基。
宋朝政府敛取了大量的财富，直接导致了几次严重的钱荒。北宋的钱荒，在宋朝初年就发生过，严重的是在宋神宗、宋哲宗元佑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历史上铸钱最多的时期，按理说铸钱量已远远超过当时货币的需求，不会出现铜钱短缺的现象。正是北宋政府推行强储备的内库制度，使大量的金银、玉珠、绵帛、铜钱被储藏起来，退出了流通，造成了大量货币沉淀，促使流通领域的货币短缺。
在宋朝，生产方式主要以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作坊来运行的，货币并没有与生产相结合转化为生产要素，货币不进行扩大生产资本进行投资，只是作为一般财富的象征。由于货币被贮藏，货币的流通是间断性不连贯的，所以钱荒的出现也不可避免的。内库积累了大量财富，严重阻碍了货币流通的渠道，直接导致了钱荒的发生。漆侠先生在《宋代经济史》中指出：“铜币之大量地贮藏，一方面说明市场上还容纳不了更多的货币，但另一方面不能不影响货币的流通和商品交换。宋朝所谓的钱荒不能不说与货币贮藏有密切的关系。” 东南地区是宋朝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市场对货币的需求量很大，政府的财政收入绝大多数取之于东南诸路。但恰恰是这些地区经常性地发生钱荒，长期存在着货币供应不足的现象。南宋时期这些地区的钱荒现象更为严重，原因是这些地区的经济比北宋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但铜钱的铸造量却只有北宋的1/20，加上政府强储备的内库政策，致使钱荒雪上加霜。面对如此巨大的铸币差额，南宋政府为了摆脱财政上的困境，在货币政策上作了重大的调整，迅速让纸币在东南地区推广开来，与铜钱一起成为主要通货，纸币成了政府缓和财政危机的一帖镇静剂。
三 纸币的流通
纸币最早产生于北宋的益州。宋史《食货志》卷十八记载：“会子、交子之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真宗时，张泳镇蜀，患蜀人铁钱重，不便贸易，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六十五年为二十二界，谓之交子，富民十六户主之。”《长编》卷—0—云：“（宋）初，蜀民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后富民资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大起。”导致纸币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川陕路流通铁钱。由于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重十二斤，街市买卖，至三五贯文，即难于以携持”（15）。笨重的铁钱，给商人们的交易带来诸多的不便，市场上需要一种容易携带，便于流通的货币。真宗年间，成都十六户富商联合发行一种信用交换券，名为“交子”。最初的交子，据费著《楮币》记载：“表里印记，隐密题号，朱墨间错，私自参验，书缗钱之数，以便贸易。”也就是“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印成的交子，“书镇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在贸易中，用交子兑换现钱，每贯扣除30文利息。交子的推行大大便利了商人之间的买卖贸易。仁宗天圣元年（1023），朝廷设置益州交子务，并于次年二月发行交子，交子正式成为官方发行的流通纸币。交子以铁钱为本位，面额为1贯至10贯10种形制。官办两年为一界，到界用新交子换旧交子。每界发行1，256，340贯，准备金为346万贯。从官办交子的发行到神宗时期的几十年里，交子价值的涨跌不大，比较稳定，为民树立了良好的信誉。百姓用交子从事市场贸易，用交子交纳租税。宋徽宗时，由于与西夏连绵不断的战争，军费开支日趋庞大，政府用增印纸币的办法来解决军费问题。崇宁四年（1105），发行四十二界交子，达二万四百多万贯，相当于仁宗天圣年间的20多倍。至此，“引法大坏，每兑界，以四引而易其一，蔡京患之。”（16）当交子每界发行1，256，340贯时，它能保持币值长达六七十年的稳定，也就是只能允许一百二十多万贯的交子进入流通领域执行价格尺度的职能。由于北宋后期政府强行让二千四百多万贯交子进入流通领域，来获取财政收入，最后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致使交子无法流通下去。大观元年（1107），宋徽宗进行币制调整，“诏改四川交子务为钱引务”（17）。大观三年（1109），成都发行了四十四界钱引。在这之后的十几年里，每界钱引的发放量控制在1，256，340贯以内，四川钱引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南宋初。
南宋初年，东南沿海一带商务活跃，各路贸易活动频繁，市面上流通的铜钱不够支付。临安的富商们为了便捷交易，联合印制了“便钱会子”，一种类似支票、汇票的汇兑卷，用于市场买卖。宋高宗绍兴末年，政府在临安设置了“行在会子务”，由政府发行会子，流通范围限于东南诸路。东南会子是唯一以铜钱为本位纸币。会子面值分为一千文、二千文、三千文三种，从绍兴三十年（1160）到乾道二年（1166）共印制了2800万道，发行了18届。东南会子的流通对东南沿海经济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南宋的两淮地区与北方各地接界，为防止铜钱外流，南宋政府在两淮地区推行铁钱，淮交是这一地区推行的纸币，是一种与铁钱相配合使用的一种地区性纸币。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正式发行淮交。同时，在荆湖北路发行直便会子，后称为湖北会子。湖会的发行是政府为了解决财政问题，特别是军备的需要而印制的，具有汇兑的性质，到了最后也成了不兑换纸币。
在南宋，纸币在流通领域里扮演主要的角色，成为货币制度的核心因素。但是纸币是信用货币，信用是纸币的关键，纸币本身并无价值，也不具备贮藏价值。因此，纸币的流通量不能自行调节，它需要国家信用的支持。纸币的购买力与流通量成反比，如果纸币流通量大于商品交换中的实际需要量，纸币就会贬值。宋仁宗以来，宋朝政府就一直利用四川交子解决陕西军需问题，以至交子发行量由一界改为二界并行。宋神宗时，几次试图在陕西发行交子，都未能成功。宋徽宗时，继续在西北屯集重兵，更大量的发行纸币资助边费，使交子的发行量为宋仁宗天圣年间的20多倍，导致纸币出现贬值。崇宁四年（1105），纸币的发行地域扩大到了陕西、河东地区。到了南宋初年，纸币已推广到了全国各地，成为流通领域里的主要货币。这时南宋造纸业和印刷业空前兴盛，为纸币的制造创造了有利条件，使政府在成本减少的情况下，得到了更大的盈利。“以今交子，校之大钱，无铜炭之费，无鼓铸之劳。一夫挟纸，日作十数万。”（18）大量发行纸币成了宋朝政府解决财政问题最有效、便捷的办法。
南宋政府的货币政策特别是纸币政策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国家垄断纸币的发行量，纸币发行始终与政府财政纠结在一起。南宋政府沿袭北宋政府的做法进一步把货币流通区分为几大块。四川地区流通川引，同时又流通铁钱；在宋金交界的两淮地区、湖北荆门一带，禁止使用铜钱，改用铁钱，使铁钱使用范围从四川扩大到了江北地区，把使用铜钱限制在江南一带。同样纸币流通也被分割成了四块：江南流通行在会子，淮南流通淮交，湖北等地流通湖会，四川流通川引。东南诸路在北宋时期就已形成了贸易联系十分密切的区域市场，而南宋政府却人为的在流通铜钱的江南和金朝统治区之间划分出一条隔离线，严重影响了商品的贸易买卖。纸币最大的优点就是轻便致远，携带方便，商旅用纸币做生意，一来可以免征货币税，二来可以节省运输钱币的费用，很适应各种地域之间的长途贸易，为此深受商人的欢迎。但是现在被政府强行限制在几个小小的区域里流通，抹杀了它的长处。四川的川引流通时间最长，是与它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密切相关的，东南诸路流通各种会子，徒然的为商务活动设置了重重障碍。南宋杨王休这样评述到：“赀泉取其流通，今自裂而三之，东南则用行在会子，两淮则用铁钱会子，湖北会子则又异于两者，是使商旅不通，嗟怨相闻。”（19）时人马端临也这样论述道：“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赉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作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覆，民听疑惑乎？”（20）纸币流通的诸多不便，给政府财政带来极大的损失。
纸币根据信用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可兑换纸币，一种是不可兑换纸币。后一种纸币是国家强制流通的，必须要有国家信誉作保证。前者的发行量决定金属货币的准备金，它的流通量决定于实际需要量；后者由国家发行，不受金属准备金的限制，它只是单纯的货币符号，它的实际购买力决定于发行量与流通量的比例。宋朝纸币经历了从可兑换纸币到国家强制性流通的不可兑换纸币的发展过程。北宋发行的交子，是一种可兑换纸币，它是以铜钱和铁钱为本位兑换的；南宋的行在会子、淮交、湖会、川引都属于不可兑换的纸币。由于这些会子是不可兑换的纸币，政府不用担心人们持会子向政府财政部门兑换铸币而引起的纷争，为政府增印滥发开了方便之门。发行纸币成了政府一种变相的税收，一种向百姓转嫁财政危机的手段。
南宋与金连年的战争，使军费开支不堪重负，政府财政状况日益恶化。随着蒙古铁骑的步步压境，南宋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南宋政府疯狂地印造纸币妄图挽回败局。滥发纸币的结果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纸币比值加速度地向贱如粪土的深渊跌落。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1贯纸币折合770文铜钱，到了嘉熙四年（1240），只值67文，有些地区跌到50文。“市井视之，粪土不如，朝廷宝货，自轻太甚。”
发行和使用纸币，是宋朝经济的重要创举，它适应了工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和商业信贷关系的兴旺发达，它给工商业交易和商品贸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宋朝的商业发展是和纸币的发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在南宋金属货币极度短缺的情况下，成为商业运转中极为重要的润滑剂。
但是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是国家调节和控制货币供应量的一种金融政策，而货币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变动货币供应量，使货币供应与需求之间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从而调节社会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国家的货币政策要符合商品经济的市场规律，使货币的供应量不能超过货币的客观需求量。如果违反这些特点，不按照货币运作的规律进行调节，那么国家的财政体制就会被人为的扭曲，经济就会走向衰败。南宋政府推行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导致纸币价值大幅度下跌，从根本上损害了民众的利益，也动摇了南宋政府的统治基础。在面临北方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这种脆弱的体制一碰即溃，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广泛使用纸币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纸币随着南宋政府的灭亡而消亡。